宋代：词的黄金时代
宋代在各个文学领域都有着卓越的成就，而词体文学的成就尤其突出。另外，词起源于隋唐时期的燕乐，历经唐末五代花间词派及南唐君臣的发展，在宋代迎来了全面鼎盛。可以说，词成就了宋代文学，宋代也成就了词。王国维将宋词作为体现宋代“一代之文学”的代表，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。
词体在宋代的成熟发展，主要体现在形式、词调和风格三大方面。
北宋时期，慢词的风行与成熟极大地增强了词的表现力。词体兴盛之初，较为短小的小令和中调是主要的创作形式。唐代李白的《菩萨蛮·平林漠漠烟如织》、五代李煜的《虞美人·春花秋月何时了》《浪淘沙·帘外雨潺潺》等，皆是这一时期的佳作。小令和中调奠定了词的文体特色，但其篇幅也限制了词的题材选择和内容体量。词至北宋，柳永推行慢词，创作了《八声甘州·对潇潇暮雨洒江天》《雨霖铃·寒蝉凄切》等佳作，开启了慢词的时代。慢词又被称为长调，相较于小令和中调，慢词篇幅更长，普遍分为上下两叠，更有甚者分三叠（如《兰陵王》）、四叠（如《莺啼序》）。篇幅的增长增加了词作所能容纳的内容体量，如柳永的《望海潮·东南形胜》从都市景观、自然景观和人们活动等角度，多方面书写杭州的繁华景象。同时，慢词的兴盛丰富了写作题材，词人开始以慢词咏史、怀古、咏物或纪行等，极大扩展了词体的表现空间。慢词的出现使词体的表现技巧得以发展，如周邦彦《兰陵王·柳》兼有叙事抒情，极尽铺陈、回环跌宕，展现了慢词的写作手法；又如辛弃疾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多处化用典故，结构精巧，这些技法在早期的小令和中调中是鲜见的。可以说，慢词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词体的艺术性，为词体成为宋代“一代之文学”奠定了体势基础。
词体在两宋的成熟体现在词调的丰富上。有宋一代，起源于晚唐五代的词调《鹧鸪天》《清平乐》等依旧流行。与此同时，宋代词人手创了大量新调。其中，北宋柳永、周邦彦及南宋姜夔、吴文英皆是自度曲调大家。宋代出现的新调数量远超晚唐五代的词调数量，这一现象见证了宋词的繁荣。新调的出现一方面使可供词人选择的词牌增加，同时也塑造了一批经典词牌。例如，柳永原创的长调《满江红》受追捧，词人们纷纷创作填写《满江红》，而后甚至出现数种变体。这一曲调成为唐宋词坛的经典词牌，以后世认为岳飞所作的“怒发冲冠”一首，流传最广。姜夔以自己创制的《暗香》《疏影》等曲牌，来极写梅花之神韵，成为一时之佳构。大量新调的涌现既是宋词兴盛的印证，又进一步促进了词体的发展。
两宋时期，词风趋于多样化。在词体发展早期，花间词和南唐词皆以温婉纤柔为主要风格，奠定了所谓“要眇宜修”“文小质轻”的词体本色。北宋初年，二晏及柳永诸人的创作基本延续了这一倾向。词至苏轼，其“以诗为词”则开启了词体的革新。苏轼以诗之题材与技法入词，如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以咏史怀古为主题，运用用典和议论的手法，词风疏放，呈现出与此前柔婉词风截然不同的风貌。辛弃疾则“以文为词”，在词中运用文章辞赋之技巧，如《贺新郎·别茂嘉十二弟》，通篇铺排用典，词风豪壮。以二人为代表的词人发展出词之变体一路，一改此前的柔婉词风，开创了新的风格。南渡后，以姜夔、吴文英为代表的姜吴词派则以“雅词”为审美取向，另开清雅一脉。不同词派的涌现使词风趋于多样，同时引起了关于词风正变的讨论，相应催生了一批词论著作的诞生，进一步推动宋词走向繁盛。
总之，词到了宋代才真正蔚为大国，在中国文学的花园中占有一席之地。如今，人们谈到宋代的文学，第一时间想到的，恐怕也是宋词。宋词作为宋代文学的代名词，一方面迥出于其他各体，引人瞩目，另一方面也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挺然秀出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。
宋代词人笔下的“东京梦华”
汴京作为北宋的都城，既是词人们挥洒才艺的场所，又是词人们操翰书写的对象。“鸾月流辉，凤云布彩，翠绕蓬瀛。”来来往往的才子骚人们在这里欢聚、宴乐、酬唱、送别……汴梁曾经承载了文人们的梦想，铭刻了他们的喜怒哀乐，成为南渡文人们心心念念的繁华旧梦，令他们低徊不已。
我们先来到北宋初年汴京的一家酒馆，一个风流倜傥的少年映入眼帘。只见他紧锁着眉头，对着手中的酒杯发呆。他仰头饮尽之后，终于发出一声浩叹：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！”说着，拳头狠狠砸向酒桌，桌面嗡嗡作响。随着桌面一起晃动的，是他身旁竖着的一面旗子，上面草书7个大字：奉旨填词柳三变。他就是柳永，少年时期即进京赴考，寓居京城为举子时混迹青楼楚馆，并在这期间创作了大量新调。其词调广为流行，大家都说：“凡有井水处，皆能歌柳词。”然而，勾栏瓦舍之间的盛名，却成为他功名路上的绊脚石。据说，宋仁宗曾看到殿试名单上赫然出现柳永的大名，便问旁边人道：“这就是那个喜欢填写艳词的柳三变吗？”旁人道：“正是！”皇帝微哂，在旁边留下一道批语：“且去填词！”柳永的科举之路由此断绝。多次应试失利的柳永，经此一役，选择浪迹江湖，将自己的诗情撒于情山恨水之间，写下“关河冷落、残照当楼”“夕阳岛外，秋风原上，目断四天垂”的词句。汴京曾经是柳永日夜憧憬的所在，也是让他梦断心碎的地方。他曾经将汴京形容为“画阁春风，十千沽酒”。失落之际，柳永更自诩“白衣卿相”，继续写着些偎红倚翠的句子。
时光流转，入眼的是一对意气风发的年轻人。他们骑着高头大马，走在汴京的街头。围观的路人们纷纷议论着他们的名字：苏轼、苏辙。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他们同年中举，4年后又同中制科，可谓风头正盛。日后，苏轼在给弟弟的词作中回忆起少年入京的得意，极为感慨地写下：“当时共客长安，似二陆初来俱少年。有笔头千字，胸中万卷；致君尧舜，此事何难？”当然，当时的苏轼不会预料到日后自己将经历“乌台诗案”、再三被贬等一系列挫折。苏轼一面在贬谪的生涯中宽慰自己，一面将重回汴京的心愿埋在心底。元祐年间，包括苏轼、苏辙在内的旧党文人重新被召回朝廷，在他们身边聚集了一批年轻人，包括黄庭坚、晁补之、张耒、陈师道等。“苏门文学集团”由此形成，宋代文学又迎来一次喷发期。
当苏轼因为批评新法远贬黄州之时，担任太学外舍生的周邦彦因献《汴都赋》受到宋神宗赏识。周邦彦入仕后几度出入京城，汴京由此成为清真词中的重要意象。在周邦彦的词作中，汴京常常与怀乡相关，如《苏幕遮·燎沉香》中描写盛夏荷花，笔锋一转自述“家住吴门，久作长安旅”，抒发故乡遥远而归期未定的怅然；《兰陵王·柳》中咏隋堤之柳，感叹“登临望故国，谁识京华倦客”，颇似自喻之笔。在清真词人笔下，汴京是游子的羁旅之处，常常萦绕着词人乡愁的情思。
然而，繁华如春梦，其盛也勃，其亡也忽。汴京的元夜曾引得欧阳修写下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的诗句，但对于在战乱中流离南方的李清照来说，却成了日思夜想的旧梦。她在《永遇乐·落日熔金》中这样回忆，“元宵佳节，融和天气，次第岂无风雨。来相召、香车宝马，谢他酒朋诗侣”“中州盛日，闺门多暇，记得偏重三五。铺翠冠儿，捻金雪柳，簇带争济楚”。李清照早年曾在北宋京城度过。她嫁给赵明诚后，二人琴瑟和鸣，在汴京度过了一段赌书泼茶的少年夫妻时光。这一时期，李清照词作的一大主题即是闺怨，如其《怨王孙·春暮》描写汴京的暮春景色，并抒发了对丈夫的思念之情；著名的《醉花阴·薄雾浓云愁永昼》《凤凰台上忆吹箫·香冷金猊》等皆是此类闺情之作。此外，早年的少女生活亦是这一时期易安词的书写对象，如其脍炙人口的两阕《如梦令》，“常记溪亭日暮”一阕记叙了出游的日常生活，“昨夜雨疏风骤”一阕则描绘了少女伤春的善感之心。然而，晚年词作中的汴京变为了昨是今非的符号，太平盛世时的欢乐自由与如今劫后余生的憔悴形成强烈的对比，唯余无限的感叹和伤怀。
汴京成为词人们笔下浓墨重彩的书写之地，有赖于其作为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地位。繁盛的商品经济、喧闹的市井文化、密集的人口流通，都成为宋词得以孕育、滋长的温床。今天，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词人们的笔墨，重温汴京往日的荣光。
宋词的审美意蕴与文化内涵
宋代是传统士大夫文化的巅峰，在文学、艺术和学术等诸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故陈寅恪说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同时，宋代又是新兴的市民文化勃然兴起的时代，反映市民趣味的文学艺术形式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宋词，正介于市民文学与士大夫文学之间，不仅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，还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。
首先，在文学史上，词在宋代发展到了顶峰。在词的发展初期，相较于被视为正统的诗歌，词被称为“诗余”，是用于消遣娱情的“小道”。然而，词在有宋一代的风行和繁荣，极大地提高了其文体地位。宋词不仅在词调、词派、词风及词论全方位发展，更重要的是，词人们极大地提升了词的格调。词受到轻视是因为其起源于燕乐，多写宴饮声色，风格柔靡，与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相去较远。而词至北宋，苏轼“以诗为词”的实践以诗之内容、技法入词，打破了诗与词的界限。南渡以后，以辛弃疾为首的一众词人以词抒发其英雄襟怀与家国情思，提升了词的立意。宋末，咏物词大盛，遗民词人以曲笔抒写亡国哀思。南宋词人王沂孙编纂的《乐府补题》，便是这一创作成就的代表。这时的词体被用以比兴寄托，词格实现跃升。经过两宋的发展，词最终由变体小道走向与诗歌比肩的重要文体，宋词与唐诗并称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抒情文学的两座高峰。此外，宋词的繁盛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宋词的兴盛为后来的音乐文学发展奠定基础，宋词与元曲及明清戏曲的出现息息相关。同时，词也与后世的叙事文学进行了融合，如《红楼梦》中即出现了大量的词作。此外，宋词也为后代词学的发展积蓄了力量，清代词学在对前代的继承和超越中，达到了继宋词后的又一高峰。
在音乐史上，作为音乐文学的宋词记录并反映了宋代的音乐发展情况。词体自诞生之初即是一种与音乐紧密结合的文学，因此有配乐演唱和倚声填词的传统。两宋的许多词人都精通音律，如柳永、周邦彦、姜夔等皆自创了诸多新调。而从北宋到南宋，词曲音乐也发生了变化，如北宋柳永所制曲调受教坊音乐的影响，而至南宋，以姜夔为代表的词人自度曲则走向了文人雅曲的风格。可以说，宋词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宋代流行音乐的变化趋势。再者，宋词本身即记载了宋乐的体式和曲谱。例如，词调中有犯调、转调等曲式；一些词作中记录了具体用调，如黄钟调、大石调等；甚至对不同词牌曲调之间的声调关系有所提及，如姜夔《湘月》词序中称此调即是“念奴娇之鬲指声也”。除此之外，姜夔词集《白石道人歌曲》中还记载有工尺谱，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宋代音乐文献，为当代学者提供了还原宋乐的可能。
此外，宋词中不乏记载风土人情和社会现象的作品，这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也有重要价值。宋词中有大量描写宋代节日景象和各地城市风貌的词作。例如，元宵是许多词人热衷记录的主题，如苏轼《蝶恋花·密州上元》、辛弃疾《青玉案·元夕》、李清照《永遇乐·落日熔金》等皆是此类佳作，词中多写宋代元宵节的民俗活动，可为民俗史研究提供素材。城市风光亦是词人们偏好的对象，如柳永《望海潮·东南形胜》谱写杭州的繁华，姜夔《扬州慢》描绘扬州城往日繁盛和战后苍凉的对比。再者，宋词中亦有不少记录社会变化的作品，南渡后词作尤甚。张元干词记录了靖康之变后的诸多重要事件，如《贺新郎·寄李伯纪丞相》《贺新郎·送胡邦衡待制》记载了宋金议和一事。宋词内容丰富，可视为文学视角下宋代社会史的缩影。
作为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宋词，正如一块多棱镜，折射出宋代社会文化的诸多面向。在宋词的低回婉转、浅斟低唱之间，不仅凝聚了词人们的喜怒哀乐，而且积淀了一代文化的深广与厚重，值得细细品味。
弦歌不绝续华章
“甲第星罗，比屋鳞次，坊无广巷，市不通骑。”宋初文人杨侃的《皇畿赋》为我们呈现了汴京作为大宋国都的雄壮景象。直至今日，开封依然凭借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，引得世人的驻足观览。作为八朝古都的开封，在充分发掘和利用文化资源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坚定文化自信方面，既大有可为，又任重道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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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坚定文化自信的道路上，通过活化历史资源、创新科技赋能、深化文化研究、举行特色活动以及加强非遗传承保护等多方面的努力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这些努力不仅让开封的历史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，也为城市的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注入了强大的文化力量。在未来的发展中，开封将继续秉持创新精神，不断探索新的发展路径，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，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来源：《开封日报》2025年9月15日6版
责任编辑：孟昊鹏